看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尺：一是看其是否有较悠久的具体实践，二是看它是否有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古代悠久的语文实践，因历史契机的触发，在清末出现了汉语词汇学诞生的土壤。汉语词汇学与其他一些学科的发展经历颇为相似，实践历史悠久，理论建设较迟。如训诂学，有人说它已有年历史，这是把早期的训诂实践与日后体系完备的训诂学混为一谈了。再如术语学，明代《天工开物》记录了机械、砖瓦、陶瓷、硫黄、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书中出现了许多术语，但那也是术语实践，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完备的术语学。汉语词汇学诞生前，中国至少已有两三千年词汇实践的丰厚积累，既有像先秦诸子那样对名实关系等零星的论述，更多的是语文工具书的编纂实践，如战国末年的《尔雅》，汉代的《释名》《方言》《通俗文》，该实践活动到清代更达至封建时代的巅峰，出现了《通俗编》《常谭搜》等。零星的论述和词汇实践活动，还不足以呈现学科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恰在此时，西风欧雨东来，将彼时西方语言学思想输入到古老的中国学界，两者结合，焕发出一股新的力量，汉语词汇学由此开始孕育。

西方现代语言学在欧洲兴起，传至中国，促使汉语语言研究开始进行理论酝酿和思考，汉语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莫不如此。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金尼阁，在利玛窦等人罗马字注音方案的基础上写成《西儒耳目资》。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25个字母(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种比“反切”简单而科学的方法，使时人和后世学者受到启发，汉字可走拼音化道路的设想也由此萌生。明季清初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清晚期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等语法成果，更是促成中国第一部“葛郎玛”(语法)——《马氏文通》在年诞生的催化剂。

词汇学也一样，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编纂的《汉语谚语熟语集》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广收各类熟语，更在于它是对汉语谚语等熟语进行颇具理论色彩研究的开山之作，在同时代的中西学者中较为罕见，对汉语词汇学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个“汉语词汇学”从成立之初似乎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理论源于西人对西语词汇的总结和归纳，用于汉语研究仿佛词汇的“葛郎玛”，模仿痕迹极重。

例如，汉语构词法谈到复合词结构时总是用从西方学来的句法分析模式套在复合词上，有所谓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等。西方句法分析的方法原封不动用在汉语句子分析上是否合适姑不置论，将用于句子分析的方法再照搬到复合词结构的分析上，令人顿生张冠李戴之感。如句法分析的主谓结构，其主语多是代词性成分，而“主谓式”的双字格复合词，却鲜见“我”“你”“他”这类代词性语素打头的；而“地震”“海啸”“质变”“位移”等被人们视为“主谓式”的词，打头的语素却多非动作行为的发出者，而是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

汉语词汇中的一些特殊结构，有时无法用现有的词汇分析体系做出合理的解释。双字复合词中的一些，释义时不是按照一般的由前往后，而是要从后往前，例如“漏网”是从网中漏掉，“宅院”是带有院子的宅，“和亲”是以结亲的方式求得和平。

汉语词义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是用从西方学来的惯常的词义分析法很难行得通的，例如“善类”“尊容”用的都是褒字眼，所构成的却都是贬词。汉语一些词语，从韵律的切分上看和从其自身的结构规则上看存在差异，例如“太皇太后”一般人切分时要按韵律两两切分成“太皇”“太后”，而该词语实际的结构应为“太”“皇太后”。像这样自身的结构规则潜藏于其表面上的韵律规则之下的词语数量不菲，如“寄人篱下”“有则改之”“畅所欲言”“新新人类”，也都存在实际结构与按韵律规则切分的不同，反映着汉语词汇的特点。

汉语词汇学需要深入研究古汉语词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也要注意挖掘中国民间的语言智慧，这是目前的“汉语词汇学”做得远远不够的。古汉语词汇有很多结构上的特点，如“额手称庆”中的“额”和“手”之间的结构关系，用现有词汇学理论无法做出解释。汉语方言中一些词语的结构也有特殊的结构规律，是目前的汉语词汇学未尝涉及的，如汉民族共同语词汇中只有两字叠用构成的词，如“天天”“每每”“明明”“统统”，但是方言中却有三字叠用构成的词，如天津方言称一些人不务正业地混世界为“喏喏喏”，拦阻或打断对方话头时常说“嘛嘛嘛”。熟语中的歇后语更是汉语特有的词汇类型，它是产生于市井并在民间拥有广大市场的俚俗性的熟语，反映着近代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智慧，很值得深入研究。

汉语词汇学是如何破茧而出的？该学科在今天看来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是对西方理论囫囵吞枣地消化造成的，还是对我们自己优秀的传统继承不足所致？这些都很值得深入研究。借鉴西方理论，是借其工具，为我所用。他山之石再好，也要看其是否适合攻我之玉。中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语言资源，借鉴他人理论的目的是为深入挖掘自己的宝藏，大力弘扬自己优秀的学术传统，最终走出一条汉语词汇学中国化的全新之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受西方语言理论影响甚深，汉语自己的文化元素却被长时间地忽略。那种试图完全用西方语言学思想来解决汉语问题，或用汉语的例子来证明西方理论的做法迄今仍有孑遗。百多年前西人带来的理论、方法对于当时尚未走入现代化之途的中国学界而言或有启蒙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汉语词汇学已诞生近百年，研究队伍已然壮大，研究力量已十分强大，研究视阈更趋广阔，所研究的问题也日趋深化，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界面研究，将研究导向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新领域。因此，汉语词汇学要在植根于自己深厚文化土壤的前提下，对来自异域的理论采“拿来主义”的态度择善而从，深入挖掘自己语言的词汇特点和规律，最终要实现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创新，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作者：周荐，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