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代时期

唐代的定窑未具规模,比之于邢窑相距较远。到五代前期王处直在割据河北中西部地区,领义武军节度使(全称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北平军事等事),当时的曲阳在其管辖之下。

由于王处直在与西边的李克用与南边的朱温之间处于被两方争取的对象,难以被任何方吞并,致使其能做大但难以做强(毕竟要受到两方面限制)。但鉴于王处直与李克用的姻亲关系,同时也接受朱温保加节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保持了社会一时的稳定。

兼王处直一面自持家族身世,世代卿相,自己一贯以唐臣自居,因而在民间有一定影响。

当时三百里外的内丘与临城的邢窑原有规模庞大的窑场和较强的生产能力,所产出的大量产品,由于社会战乱,外部市场受到严重的制约,大批工匠不得不北上曲阳。从此润磁一带的生产日益得到发展,工艺水平从此也有了更大提高。我们所见到的洁白如雪的五代定窑瓷器大部分都出自这一时期,后来人们所说的邢、定不分的理由也可能就在于此。

2.北宋时期

年宋太宗平定北汉后,北至易州、白沟一带,西至成都一带,东南两面至沿海,大片国土实现了统一。

工商业的发展、交通的畅达、市场贸易的繁荣为定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机遇。

当时宋廷的两大国策自建国之初就已被全面贯彻,即对内发展经济,对外筹划战争,准备对辽用兵。

当时宋王朝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例,汉唐两代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洽和开元盛世都是在首先发展经济上实现的。

从公元前年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年)经过了70余年发展经济的准备阶段。开始对匈奴用兵,唐朝经过年的休养生息,才被动地用兵平息“安史之乱”,而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就开始了对辽用兵的准备工作,宋太宗平定北汉之次月即转兵北上,收复幽荆二州。从开国到对辽用兵历时不过20年,以一个幅员不过万平方公里的年轻国家,来支撑一场对强大敔国的战争是何等不易。

因此宋代的经济发展一直处在沉重的赋税压力之下,所以史书上评:“宋朝用尽前代的一切刻剥之法榨取赋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全国人口统计约万户,约万口。从这组数字来看,要凭这些人除去农业劳动力、行政、军队人口,除去老弱病残,要经营冶铁、造纸、卬刷、建筑、行医制药、兵器制造、货物运输、制盐、兴修水利、制作瓷、经商等如此之多的行业劳动,一是明显人力不足,二是所要创造的税收数额巨大,这就加重了工匠的负担。本来可以在五代制瓷基础上保护原有的坚密胎质和洁白釉色的定窑瓷器,不得不走上注重花饰降低质的生产道路。定窑瓷器的刻花除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要求较快的笔(刀)速,数挥而就,这里有精熟的成分,自不在话下,然而对产量的要求也是成就这种工艺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出土瓷片数量来看,刻划花与印花的比例:印花不足百分之五,尽管印花器的档次要高出很多,但由于费工费时还是不能大量生产,这与当时的赋税压力和消费水平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根据时间推断,印花应是在缔结宋、辽两国的“澶渊之盟”以后,社会稳定时才出现。

北宋定窑瓷器之所以在当时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因为有几方面社会原因。

(1)在邢窑的基础上有了花饰的创新,节约了为追求胎釉内在质量而消耗的人力财力。

(2)创造(或者说广泛应用)了架圈覆烧工艺,提高了产量、人力和燃料。

要填充邢窑衰微后的市场份额并开始远销域外(但海外还是很少)。据史料可知终北宋一朝,这里一直有贩瓷货商往来窑场北宋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大体可分为四种形式。

(1)官营手工作坊,主要生产朝廷、皇家和官用器物,以及军需武器,有朝廷专设机构,如少府监、将作监、军械监等官员管辖的作坊。各地官府也都设有官营作坊。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中,不仅有民间的工匠,也有从军队抽调而来的军匠,仍隶名军籍。但从事的却是手工劳动,战时归队迎战,平时坊内务工,定窑地处北宋边陲之地,类似情况恐是不可避免。

(2)民营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大部分生产市场民用产品,要承担极重的税赋,坊中劳动工匠有专职手艺人,也有半农半工的农民,时聚时离,时多时少。

(3)以家庭为规模的私人小作坊,半工半耕,或单独生产,或为官营作坊及民营作坊代为加工。

(4)还有专业作坊,如不事制瓷,只是加工原料分等级做为专项商品,为作坊提供各种胎釉原料。另有部分技艺超高的工匠,不去从事系统制作,而是游走作坊间专门从事刻划纹饰和制范等高难度工艺。

总之在宋代定窑制瓷的产业中,这种生产关系非常复杂。

我们谈到的官窑器,应该是出自官窑作坊。但这种官窑应解释为以官营为特点的官窑,而不宜理解为以专门生产官用器为内容的官窑。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3.金元时期

年女真铁骑席卷黄河两岸,曾几何时,北宋江山顿失半壁,而中山固守。年3月7日中山陷曲阳始归金。另有推断,中山陷落之前,曲阳已于年7月被金人所占。见《宋史纪事本末》及《金史纪事本末》相关记载、《资治通鉴》96卷至卷相关记载。

按光绪三十年《曲阳县志》第四册卷十下土宜物产考“白瓷条”所载:“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亦有设色诸式。宋以前瓷窑尚多,后以兵燹废,亦讲求旧法叁以新式,以复其利。”

定窑走过了宋代的辉煌,至靖康之变以后昔口的风姿戛然而止,虽至金元两代恢复，但已无更大建树,胎釉灰黄而粗糙,修足不工,刻划模糊,工艺考究程度已大不如前。

可惜的是,自五代至宋末,历时年从发展到鼎盛,众多的工匠把他们的智慧和勤劳投入到定窑瓷器的艺术之中,但却没有任何人的姓名与事迹留下。当我们欣赏那精美的瓷器时,既为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而自豪,也为那些永远淹没在历史长河的伟大的劳动人民而感到一丝丝的酸楚和凄凉。这同时也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

年4月17日

李鉴宸于澳门执笔

李鉴宸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事业部助理上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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