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受“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等思想的影响，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不屑于”器物、科技、工艺之类的文献编纂，而手工艺人又多不识字，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笔之于书，他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技艺和思想，导致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数量的稀少。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就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状况的描述：“从来纪陶无专书。其见于载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惟蒋祈《陶略》及沈阳唐公《陶成记》《示谕稿》说景德镇陶事颇详。其它如练水唐氏《窑器肆考》，详天下古窑颇悉，而于镇陶多本传闻，往往出蒋、唐诸集之外，其实不无谬误。”

从现有的陶瓷文献整理成果来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整体状况确实如此，不仅编纂数量相对稀少，而且分布比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少则一二句，多则数十言，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凤毛麟角，总共不过20余种。但是，倘若将两千多年间编纂的古代陶瓷文献汇集起来，其总量还是比较可观的，粗略估计有余种。同时，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纂还曾出现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在清代乾嘉时期，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其具体表现均为：一是陶瓷文献编纂总量相较其他时期明显增多，分布范围亦更加广泛；二是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尤其是陶瓷专著明显增多，如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陶冶图说》《陶说》《景德镇陶录》《阳羡名陶录》等，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匋雅》《瓷史》《瓷器概说》《景德镇陶业纪事》等。不过，这两次高峰形成的原因，却有所不同。

第一次高峰形成的原因

一是“实学”思潮的持续影响，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明代文人倡谈心性，坐而论道者尤多，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这种“士无实学”“平时袖手谈心性”等现象遭到了严厉批判，有独到见解的文人开始“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语），并逐渐兴起了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实学”思潮。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清代乾嘉时期，受其思潮的持续影响，不少文人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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